十二月四日，星期六

勒格拉斯的回信今天到的，新奥尔良邮戳，十二月一日。信写得很短，字迹僵硬，笔画短促，收尾的钩子拖得很长，大概是他握笔的方式：月中可在私宅面谈，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，另有一条要求，谈话内容除警方案卷外不得示人。信封里附了一张名片，背面是他手写的地址，在圣查尔斯大道靠河的一头。

去车站买票之前，我把第二册手稿又读了一遍。这次注意到了一处此前滑过去的地方：勒格拉斯描述那块黑石头时提到，石头周身刻的图案里混着一幅星图，可他找过的人会看星图的都说，那些星不属于任何已知的星座。叔公在页边批了三个字，不是英文，笔画断断续续，我只认得出最后一点是个问号。

我把叔公扉页上那句话抄在自己笔记本的第一页。抄完盯着看了一会儿，又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写在扉页背面，注明日期。我不知道这是给谁看的。也许给自己。

我把木盒从卧室柜子里取出来，和那册《勒格拉斯警督之陈述》并排放在桌上。出发之前，还剩一样东西没看：那只牛皮纸信封。叔公把它压在剪报最底下，我一直没有动它。今晚也没有。我对自己说，等从南方回来再看，回来就只看。

十二月六日，星期一

还是没忍住。夜里开了信封。

四张照片。三张拍的是那尊石雕，正面、侧面、背面，放在一个铺着黑布的托盘上，背景是砖墙。拍照的人手很稳，光线也对，可三张都拍不成样子：轮廓是清楚的，细节一靠近就化开，像焦点总差着半寸，而景深明明是对的。第四张是一屋子人，长桌，十几位学者站在桌边，桌布上摆着墨水瓶和论文，桌角立着那尊石像。照片下角印着照相馆的名字和日期：1908年5月，圣路易斯。叔公站在桌子中段，比记忆里瘦，白胡子，神情像在听什么远处的声音。桌边那个宽肩膀的警察应当就是勒格拉斯，没人指给我看，可我一眼认出了他。

信封背面有叔公的铅笔字，一行：

勒格拉斯寄来。底片完好。问题不在照相机。

我盯着这行字坐了很久。底片完好。问题不在照相机。

十二月十一日，星期六

夜车。纽约换车之后，窗外的雪就变成了雨，再往前，雨里有了植物腐烂的甜味。我在餐车坐得晚了些，对面是个卖五金的中年人，俄亥俄口音，聊了一路。听说我去新奥尔良是替过世的叔公整理遗物，他笑了笑，说不巧，他表兄就在庞恰特雷南湖边种甘蔗，去年丢过两头牛。"不是狼干的，伤口不对。"两头牛的血几乎都在，可四肢的关节被人卸开过，手法干净利落，湖边的老猎人看了摇头，说这不是人干的，也不是野兽。他说村里老人讲，沼泽深处那伙人还拜着一块石头，夏夜顺风的时候，湖上能听见那边飘来的念诵声，没人敢去查看。警察换了几茬，谁也不进去。他讲完自己先笑了，说不信这些，说完又要了一杯咖啡。车到里士满以南，雨大起来，车窗上一道道水痕把灯光拉得很长。我后半程没再看自己的倒影。

睡下之前我把叔公的笔记读了十几页，在卧铺晃动的灯光里，那些字一个个往后退。熄灯后过了很久我才睡着，梦见自己在核对一张单子，单子上的数目怎么也对不齐。这个梦很平常，我把它记下，免得遗漏。

十二月十二日，星期日

下午按地址找到勒格拉斯家，花园区边缘，一栋两层的小楼，门廊漆成深绿。开门的是老管家，引我到书房。书房朝南，墙上一面是书，一面是玻璃柜，柜子里摆着警队的旧物：一枚奖章，一把拆开的左轮，几本皮面案卷。老人比照片上矮一些，背挺得笔直，白胡子修得很短，已经在屋里等我了。他先不接手稿，先打量我："你和安格尔教授不像。"我说我随母亲家。他点点头，说他等这份手稿等了十二年，"东西在我这里压了十三年，压到我退休，压到我老伴过世。我原打算带进棺材。你来信，我忽然想，也许该找个人替我看着它。"

他读我带去的手稿抄本读了两个钟头，用铅笔改了三处。空地上的不是"将近一百人"，是八十七个，他数过；那块黑石头不是"一人多高"，是六英尺三英寸，他用卷尺量过；那句诵经，他来回听了十九遍才敢确定拼法。改完他把铅笔放下，问我能不能多留一天，我说车票可以改。他站起身，说明天上午让我看"那个东西"，今晚先睡个好觉，"因为你看了就睡不好了"。他送我到门口，又补了一句："你叔公去年春天那封信，你读到的时候，别急着回信。"

十二月十三日，星期一

石像从他书房墙壁的保险柜里取出来，垫着绒布。绿黑色的石头，一拃高，九英寸半，他说自己拿卡尺量过。我捧在手里，第一个不对的是重量：它比看上去沉得多，第二个不对的是凉，凉意顺着手腕往上爬了一寸，我把它放回绒布上。老人递给我一块湿布，说他试过，擦干之后，石头上的绿色会深一分，放一夜又褪回去。我擦了。绿色深了一分。我用尺量了量加深的那一圈，是沿着那些刻痕走的。

我从随身行李里取出木盒，把两块浮雕的底面并排摆在灯下。泥塑的底面，石像的底面，两种记号，一圈图形，一圈文字。对得上。每一笔都对得上。

勒格拉斯没有走近，他说1908年他就知道对得上，你叔公也是当场看出来的，"他伸出手，指尖离石头一寸远，又收回去。他说他不敢碰。"

下午他讲了没写进报告的几件事。卡斯特罗死在第二年的冬天，狱中。看守说他用指甲在墙上抠那句经文，抠了一整夜，天亮时人凉了。老人还给勒格拉斯留过一句话，说完这句话的第三天他就不肯再进食：等到星位归位，谁也拦不住，连他们自己也拦不住。四十七个俘虏，八个死在狱中，其余的服了刑，流放，到1915年，最后一个也死了。验尸官都说是心脏。老人把烟斗在桌沿磕了磕："五十岁上下的人，个个心脏。"沼泽里的失踪案这些年断断续续还有，警局不进沼泽，湖边农场的人学会了不声张。

勒格拉斯自己这十三年没有闲着。他跑遍了新奥尔良的旧书店，把星象、巫毒、印加、南洋各部落的图册翻了个遍，想找出那尊石像的出处，一无所获。"没有一个文明刻过这样的东西。"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得意，只有一种熬干了的疲惫，"它不属于任何一张图谱。年轻人，干这行三十年，我头一回对着物证无从下手。"

天黑之前，他从抽屉最底层取出一封信推给我。叔公的笔迹，去年三月，从普罗维登斯寄出，全信只有一个问题：

"警官，您也做梦吗？"

勒格拉斯说他当时没有回。他看着壁炉里的火，说上个礼拜，他生平第一次梦见了那座湿石头城，"我十三年来没对人讲过，连家里人也没讲过。本来我当你叔公老糊涂了，信我都没回。年轻人，你叔公是怎么死的？"

我说，心脏衰竭。

他笑了，没再说话。送我到门口时他站在台阶上说，你叔公当年还问过我一件事：过去三十年，商船水手有没有报过什么说不清的怪事，整船人发疯的那种。"这不归警局管，归海务局。你要接着查，往海上去查。"

十二月十五日，星期三

回程的夜车，暖气烧得太足。车厢另一头的卧铺有人整夜在说梦话，我迷迷糊糊听了很久，只听清一个反复出现的音，结尾卷着舌头，像"……坦"。我记下这一点，没有走过去看。说梦话的人天亮后在过道里跟我打了个照面，是个红光满面的波兰裔商人，跟我说他这趟回家给孙女过生日。我把这一条也记了，与上一条并排：商人说波兰话，梦里那个音不属于波兰话。两条都未证实。

我后半夜醒过来，嗓子发干，记得一个绿色的词：拉莱耶。舌尖是咸的，像含过一枚硬币。整节车厢的人都在睡。我按自己定下的规矩，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一笔，只写了四个字：

梦见。未证实。

写完发现自己不敢再睡回去，就一直坐着，看窗外南方的夜一点点变成北方的夜。车到巴尔的摩，天亮了，我买了两份报纸，从头到尾读完了每一个字，连广告也没有放过。我要让眼睛累，今晚好睡。

十二月十九日，星期日

到家，雪下得不厚。我把木盒和那两册手稿存进银行保险库，和那只橡木匣子放在一起。保险箱的铁门关上的时候，我第一次觉得那里面有东西在看我，这个念头荒谬，我记下它，仅此而已。

晚上坐下来给勒格拉斯写信，只打算写一句：您也做梦吗。笔尖落到纸上，我忽然不确定这句话是想问他，还是想问他别的事——比如，一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算"做梦"。写到一半，我停笔，把信纸撕了，又摊开，压平，夹进了手稿。窗外街对面的煤气灯空着，我习惯了先看一眼再开灯。

最后处理那只牛皮纸信封。里头的四张照片我重新看了一遍，又把圣路易斯那张合影取出来，夹进日记。照片上的叔公站在长桌中段，侧着头，像在听什么远处的声音。桌上那尊石像比我记忆里高。

也许记忆靠不住。我把它记下来，是因为它一天比一天清楚。